《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以下简称《森林法》）自1998年实施以来，对我国森林资源保护和林业事业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林业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出台，又为我国林业法制进一步调整提供了政策依据。笔者对照现行《森林法》条文和《决定》内容，视乎发现《森林法》中没有做具体规定，建议在修改《森林法》时加以补充。目前，《森林法》修改这项工作正在组织专家有序地推进中，林农更是聚焦《森林法》在新法立法原则与制度上，在修改完善中更应注重加强公众的参与，使修订的新《森林法》在具体履行中，更具有操作性与可行性。
　　
　　《森林法》第三十条规定：“国家制定统一的年度木材生产计划。年度木材生产计划不得超过批准的年采伐限额。”《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采伐森林、林木作为商品销售的，必须纳入国家年度木材生产计划。但是，农民采伐自留山上个人所有的薪炭林和自留地、房前屋后个人所有的零星林木除外。”笔者发现这两条规定，均未“年度木材生产计划使用期限”规定。笔者建议，在修改《森林法》第三十条规定时，应该有必要增加“年度生产木材计划的使用期限”内容条款，并以法律条文形式作明确规定，促使基层乡镇林业林政管理工作更加科学管理，更加和谐协调发展。
　　
　　所谓“公众的参与”，也叫公众磋商。从社会学角度讲，公众参与“是指社会主体在其权利义务范围内有目的的社会行动”。有林业专家认为，公众参与，更多关注的是社会公众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利。武汉大学蔡守秋教授建议，在修改《森林法》几个问题中，他强调，“《森林法》修改应该加强对公众参与等社会调整机制的采用”，“《森林法》应该加强有关公众参与”。比如，植树造林、森林保护和森林管理的规定，要充分发挥当地社区、当地居民和森林保护群众组织的力量，使当代林业成为既造福于当代、又造福于子孙后代的公益事业，真正实现林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比如，浙江景宁畲族自治县在实行乡镇机构后，原林业工作站人事制度和工资福利等直接归于乡镇管理。由于基层林业工作中心发生了转移，使从事林业工作和林政管理的干部队伍，在整体力量上削弱了，不能很好地发挥乡镇基层的具体林业工作。但从现代林业发展需要角度出发，乡镇基层林业发展更需要注重加强森林资源管理工作。从乡镇机构实行条块分割，在保证基层林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待遇和工作经费，加大林业经济执法力度，改善办公条件，有力地打击地方破坏森林活动已明显不足。据调查统计，景宁从2007年10月份完成了乡镇机构后，每年的林业经济案件发生率一年比一年上升，尤其是乱砍滥伐森林案件在逐年攀升，林农投诉案件也给当地公安林业分局民警查办案件带来了难度。
　　
　　笔者一直从事乡镇基层林政管理工作，多年来，实践的经验告诉我们：“管好林业应从政府主管部门抓起，从源头抓起，制定严密的管理制度，加强林政管理干部队伍工作的积极性和凝聚力，促使森林公安、林政科与基层林政要协调管理，在处理林政案件问题上要达成共识，合理罚没收入分配补偿工作经费不足，提高基层林政干部工资和福利待遇，加大打击滥伐盗伐行为力度，在木材流通上严格把关木材出运手续，形成乡镇之间相互制约、相互监督。”权衡林业林政管理工作，比如规定上年度生产木材库存计划使用期限应到第二年6月30日止，过期作废。一旦形成固定的管理模式，就不要轻易更改规定，延续使用期限（执行到8月30日）就给基层乡镇林业林政管理工作带来难度和诸多问题。但需要探讨林业工作林政管理制度，怎么做怎么开展才能管好森林资源？减少基层林业工作人员抱怨。但从林农采伐林木角度讲，从审批计划（采伐证）到林农砍伐林木，一般是2-3个月中完成。林木销售出运，木材检查站必须查验林木来源证明，验证林政号印。
　　
　　自2008年开始，浙江省取消了“林业两金”后，让利于林农。实现这项制度改革，而真正得实惠者是林木的经销商，不是林农。也正是由于现行的《森林法》未对林农设定森林资源开发利用权以及林农所获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权所致。
　　
　　专家认为，森林资源开发利用权主要，是指公民基于生存目的而对森林资源的财产权利以及从事与森林资源有关的财产性活动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林地资源开发利用权、采药权、伐木权、放牧权、生态资源收益权、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权等。《森林法》调整对象的最基本的特征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以及这种和谐关系与人类生存发展的密切相关性。因此，林农如果丧失了这一权利，就会发生严重的生存问题和面临生存危机，公众参与到林业资源的保护将无从谈起。
　　
　　专家强调，修改《森林法》应“突出强调森林保护和森林生态建设”的任务，接下来要关注的是，如何去实践。由于加强森林保护和森林生态建设涉及广泛的领域，包括防治森林污染、破坏、浪费、森林火灾、森林病虫害，防止外来入侵物种，加强动植物检疫，建设自然保护区和森林公园等。
　　
　　上述专家建议，如果能被《森林法》修改采用，那么就意味着公众参与的影响力将再一次被凸显。因为该提议的产生，说明了公众环保意识有质的提升。专家认为，从林农的产权保护到集体林投融资体系，从政府的行政指导到民间林业服务协会的建立，公众参与被束缚，公众的主观能动性受限，自然而然的，林改成果不够坚实，就未能达到当初预见双赢之效果。对眼前即将进行《森林法》修改，这无疑是给了最好的实证与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