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尊贵，今为阶囚”
1950年8月17日下午，关押在重庆上清寺四德村拘留所的近百名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被集中起来，由邱所长宣布第二天搬家。
回到监舍后，大家一边忙着收拾行李，一边和靠近的人议论，猜测搬到哪里去。徐远举粗声粗气地说:“反正不是放出去，任谁搬到哪里也仍是蹲共产党的大监。我现在担心的是，明天是让我们乘车呢还是步行？如果大天白日地列队在街上扛着铺盖卷排着队走，共产党这不是故意拿我们示众出洋相么？”
周养浩一声苦笑:“破帽遮颜过闹市，既为阶下之囚，也只能把脸抹下来塞进裤裆里了。”
看守人员听见了议论，说:“你们好像情绪还很大，把你们这些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集中关在一起，不单监狱的环境更好，每月一个人16块钱的伙食标准，比这里高一倍，一般犯人想去还没这个资格呢。”
大家一听，这才高兴起来。晚上，监狱还打牙祭，吃回锅肉。被列入转移名单的人都很兴奋。
第二天吃过早饭，战犯们依次登车。囚车里装的除了当年曾无数次在这块土地上发号施令、导演出一幕幕惨绝人寰悲剧的徐远举、周养浩、郭旭、成希超四名军统少将级大特务外，还有其他一些“大人物”，他们是国民党原四川省主席、上将王陵基，原四川省党部主任曾扩情，川湘鄂绥靖公署中将主任宋希濂等近100人。
车队到达路口时，从观音岩方向开来了公安机关执行处决反革命犯的车队，刑车上五花大绑的犯人被公安战士架着双臂，背上插着已经点了红的斩标，胸前还挂着一块纸牌，上面均清楚地写着处决反革命犯某某某。后面的一辆警戒车上，两侧站满了手持冲锋枪的公安战士，黑洞洞的枪口、寒光灼灼的刺刀，把路边的战犯们吓得魂飞魄散。那一天被处决的犯人中就有徐远举的部下、二处行动总队副总队长钟铸人和渣滓洞监狱看守长徐贵林（小说《红岩》中“猫头鹰”的原型）。
徐远举骤然见到这样的场面，既难受又害怕，心想是不是共产党有意安排，杀鸡给猴看？当晚，他在坦白材料中写下了这么几句:“昨日尊贵，今为阶囚，刑车去处，血洒荒丘。人生如此，真个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也百年身啊！”
大特务徐远举:抗拒改造的典型
近百名囚犯成两列纵队，在战士的押送下顺着歌乐山中一条石板大道向前走去，越来越接近半年前杀害共产党人的现场之一白公馆了。
沧海桑田，历史已翻开了新的一页。离看守所三里之遥的五灵观一号、造时场军统局乡下办事处，便是徐远举曾多次发号施令的乡下老巢；白公馆保密局重庆看守所和二处渣滓洞看守所，都是他过去指挥搜捕、
关押革命志士的地方。昔日，徐远举是白公馆、渣滓洞的最高主宰，手操几百名政治犯的生杀大权，仅一夜之间便下令将300多名共产党人杀掉，也曾无数次来这里亲自审讯拷打政治犯。他对白公馆的一切是那样熟悉，而今自己却沦为阶下囚，要亲自尝尝铁窗生涯的滋味了。
徐远举想到天道轮回，彼此换位，多少往事涌上心头。他深知自己和廖宗泽在国民党崩溃前夕犯下了滔天罪行，虽万死不能解共产党人之恨。加之在四德村监狱看了反映渣滓洞、白公馆大屠杀的纪录片，以及邂逅行刑车队，情绪更受刺激，认为自己和廖宗泽所作所为，古今中外皆不能容。
既然必死无疑，何不拼将出去，死也死出副“党国英雄”的模样。再者，就徐远举内心而言，他的确看不起叛徒。由于职业的缘故，徐远举过去的岁月基本上是同共产党人一起度过的。
他发现有两种共产党人:少数的一种是以冠冕堂皇的信仰掩饰自己卑劣的灵魂，这种人贪生怕死，阿谀奉承，一旦叛变，揭发起同党来，恨不得一下子冲过去把对方的喉管咬断，这种人甚至连蒋介石、戴笠也是嗤之以鼻的；多数人则以生命捍卫信仰，不屈不挠，即使走上刑场也双眸含笑。而后一种共产党人，徐远举见得实在太多太多。
从政治角度以及他所从事的职业讲，他需要共产党的叛徒。但最终以强大的人格力量真正赢得他尊敬的，反而是他认为最顽固的许建业、江竹筠、刘国志、罗广斌、陈然、王朴这样一批“铁杆”共产党人。这的确是一种非常奇怪然而又非常真实的心理轨迹:当徐远举思考着在狱中如何继续与共产党抗衡时，给他以“精神力量”的，不是自己阵营中的同志，而恰恰是他所熟悉并被他下令处决的敌对阵营中的精英分子。 在所有囚犯中，徐远举成了抗拒改造的典型。
一次，徐远举居然向管教干部提出取消哨兵、犯人进入监房自由的无理要求。听了刘祥伦科长的报告后，西南公安部第一处处长、老红军段大明（后任重庆市市委书记）来到白公馆，厉声呵斥道:“听说你吹胡子瞪眼睛地要什么自由。你徐远举在重庆的所作所为，你自己清楚，人民政府清楚，老百姓也清楚。在这里，人民政府给你们按中灶标准开伙，你过去对被你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共产党也是这样的吗？徐远举，你回答我，你给了我们的同志多少自由？你还要我给你什么自由？”
一番呵斥，镇得徐远举哑口无言。
白公馆内，国民党战犯的明争暗斗
这年夏天，沈醉也从昆明转押到白公馆。他在回忆录里写道:“1939年，在我担任军统总务处长时出面从早已赋闲的原黔军师长白驹手中买下了他的这座公馆，改造成了关押要犯的监狱。共产党的许多地下工作者，如江竹筠、许云峰（原文如此--作者注）、叶挺等，都在此关押过，我自己也曾多次到这里来视察过。真没想到，过去用来关押别人的地方，如今却成了关自己的地方。我感慨万千地想，社会的变化竟是这样的不可思议，这样的巧合！当我被押进楼房时，徐远举、周养浩等人都惊奇地围过来问长问短。他们是早些时候被押来重庆的。当时正是镇反的高潮，我想，他们几个原是在重庆进行大屠杀的主持人，一定是押回来公审镇压的。没想到他们都还活着，我感到既惊奇，又高兴。”
其实，沈醉和徐远举、周养浩的关系并没有回忆录里写的那么好。非但如此，他们还曾恶眼相向，视若仇人。
沦为共产党的阶下囚，每个战犯最担心的就是:共产党什么时候杀掉他们？尤其长期从事职业特务的沈醉、周养浩、徐远举等人最为敏感，说话做事都格外小心，生怕有人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向政府打小报告。
偏偏在这紧张的时刻，却发生了一件大事。一次，粗心的审讯人员提审完周养浩，让他在笔录簿上签字时，中间夹着对他处理意见的草稿，上面写着“建议判处死刑”，还附有沈醉的揭发材料。
周养浩看后胆战心惊，尤其痛恨出卖自己的沈醉。想到自己反正必死无疑，临走之前，也得拉上一个垫背。被押回监房后，他怒气冲冲，提起一张小板凳就往沈醉头上砸去。幸亏宋希濂反应快，伸臂一挡，凳子掉到了地板上。
宋希濂、徐远举急忙将周养浩拉到一边，问出了什么事。周养浩指着沈醉大骂:“问他，这个党国叛徒，无耻小人！”
听他这么一说，监房里突然凝固了一般，谁也不吭声，充满仇恨的目光聚集到了沈醉脸上。稍顷，徐远举对宋希濂一声大喝:“你他妈的真是多管闲事！”
宋希濂、徐远举马上猜到是怎么回事了。沈醉当然明白周养浩为何对自己陡起杀心，苦笑着说:“我是交待自己的问题，有联系的人和事也得说清楚才过得了关。我们过去干的事，你不说，共产党也弄得一清二楚。我们这些人反正是活不了，共产党绝对不会放过我们的。我杀人最多，交待杀一个和交待杀一千个是一样的结果，倒不如竹筒倒豆子，记得多少就说多少，涉及到谁就交待谁。”
此话惹恼了旁边的徐远举，他冲沈醉喝道:“我是个大炮筒子，先把招呼打在前面，既然大家都是必死之人，从今以后，在共产党面前最好还是各人说各人的最好！如果出卖同志，对不起，老子阴曹地府做鬼也饶不了他！”沈醉成了众矢之的，自然不敢和他硬顶。幸亏王陵基出来说话，才算帮他解了围:“看你几爷子硬是吃多了，早晚都要去丰都城做鬼，还认真个锤子！”
当时这批战犯的生死，只在共产党的一念之间。在这一特定时期，每个人的神经都敏感到了极致。徐远举更是如此，他甚至产生了疑人盗斧的心理，觉得怎么看宋希濂也像是在政府面前说了自己的坏话，因此把宋希濂也归入沈醉一类，尤为憎恨。
检讨会:“倒脏水”
新的生活开始了，一切都很陌生，一切都得从头学起。这里是现成的监狱，有高墙、有铁窗、墙上还有“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宁静忍耐，勿怨勿悔”等攻心标语。这一切都是过去徐远举大权在握时他的部下制造的，共产党只不过照原样儿拿来对付他们。
不同的是，共产党的管教人员不仅不打骂犯人，拉屎撒尿也不用在门边喊报告。有时管教人员蹲在院坝上抽烟或吃饭，见学员走过，还会喊着他蹲下聊聊天，问学员的经历，或是家庭情况，介绍共产党的政策，谈思想改造。 没有设专门的教员，也不发课本，犯人的主要学习任务是写反省自传；此外就是选读报刊社论，学习时事，讨论座谈，谈心得体会。生活上，犯人自己到厨房抬饭菜，回小组分吃，自己打扫卫生。每天晚饭后自由活动，或下棋，或聊天，有时也到坝子上集合唱歌。
尽管如此，犯人们大都还是怀着无可奈何的暗淡情绪，暗自埋怨共产党对垮台的国民党人处理太严。
王陵基就曾对周养浩、沈醉等人说:“过去改朝换代，垮台的官员可以当平民，作寓公。今天我们求作一个平民而不可得，连个搞勤务的副官也不能带在身边，整天就是关起来改造学习，还不知道将来会怎样处置我们哩。”
每周六的上午，要例行召开一次生活检讨会，每人检讨近段时间说了哪些错话、做了哪些错事，包括自己头脑里有哪些错误思想，自己批判认识，保证今后改正。如不老实交待，别人可以检举。检举者有功，隐瞒者加罪。在这样的会上，犯人们找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来检讨，但真实的抗拒情绪深藏不露。他们私下把这样的检讨会叫做“倒脏水”。
1951年的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诞生30周年纪念日，狱方号召犯人写诗撰文，在墙报上出纪念专刊。善写旧诗的沈醉偏偏写了一首题为《我的忏悔》的新体散文诗，其中有这么几句:“我们，有的明明是贪婪无厌、凶残狠毒的豺狼，却偏偏给自己披上民意代表的外衣。我们，有的在人前装着善良无害，尽说悦耳的好话，却天天在干吃人血肉，卖国求荣的勾当！看今天，太阳升起，升起在东方，光芒万丈！革命烈火，要烧尽一切妖魔鬼怪，魑魅魍魉！”
徐远举仰着头边看，边用左手揉着下巴，脸上挂满了轻蔑的神色，突然轻声而愤然地说:“我看沈麻子现在还想吃人肉喝人血，还在继续干卖国求荣的事情。”
此话一出，犯人们大惊。在检讨会上，有人将此事揭发了出来，徐远举马上成为了重点批判的对象……
对这批国民党的大人物来说，写反省自传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开始时大家都非常反感，觉得共产党这种做法太没有人情味，徐远举甚至说:“共产党是用以毒攻毒的办法来整我们。”
“这一点，国民党的的确确没法比！”
战犯们由白公馆转到造时场重庆战犯管理所不久，省公厅和省劳改局的领导来给战犯作报告，讲国内外形势，并宣布了政府将组织战犯们外出参观的决定。
外出参观，这对于战犯们简直是意想不到的事情。院坝上顿时活跃起来。
廖宗泽说:“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专门到哪里去参观过哩！”
周养浩感慨道:“参观？这简直稀罕！过去我在军统分工负责狱政管理，也想出了许多自认为还算不错的点子，可是像共产党这样组织在押犯人到外面去参观，我连想都没有想过。”
宋希濂说:“人以国士待我，我必以国士报之，从今以后，我再也不和政府顽抗了。”
徐远举也说:“共产党的攻心手段，的确比我们的十八般刑法厉害多啦！”
跨出牢门，展现在战犯们眼前的是一个令他们瞠目结舌的新世界。
他们每天的参观新鲜而又充实。在重钢、重电、火车站、都邮街百货公司、金刚坡农业生产合作社、西南师范学院、重庆医学院、人民大会堂、大田湾体育场、枇杷山博物馆（王陵基过去的公馆）……共产党仅用了短短六年时间，便神奇地在一片废墟上建设起美丽的家园。这样的对比，对于战犯们思想上的震撼是难以言表的。许多战犯情不自禁地掉下了眼泪……
王陵基感慨地说:“那时我们这些当大军阀的，整天忙的是壮大军队，争权夺利抢地盘，就算偶尔做一点实事，像修条公路啊，建座楼啊，也是为了收买民心，塑造自己的个人形象。像这样大规模的建设，要花多少人力物力财力哟，哪里敢想？”
在大花园一般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徐远举看到四处悠闲游玩的均是普通百姓后也忍不住感叹道:“重庆这地方，多年来是四川军阀们的老窝，抗战时又作过陪都，以前像样一点的建筑大都是高官巨贾的公馆豪宅，像范庄、李家花园（今鹅岭公园）从来没有见过为人民作公共使用的大型建筑。看了眼前这些事实，不能不让我佩服共产党一切为人民，做起事来有雄心，有魄力！这一点，国民党的的确确没法比！”
来源:人民网 编辑:乔晓亮
天气预报
